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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人地关系研究方面，科考队填补了青藏高原城镇化地图集的历史空白，发现青藏高原城镇化率达到约48%，未来可新增城镇化率9.67%。基于此，他们提出“小聚大散”的城镇化布局原则，构建“三圈四带多节点”发展格局——“三圈”即西宁都市圈、城市圈、柴达木城镇圈，“四带”即沿青藏铁路线城镇带、沿川藏铁路线城镇带、沿唐蕃古道城镇带、青藏高原边境城镇带，“多节点”即多个重要城镇节点，从而构成“星星点灯”式固边型城镇空间格局。他们还提出10种差异化绿色发展模式，包括护卫水塔型、传承文化型、生态富民型、游客拉动型、对口结对型等，为高原特色城镇化提供科学路径。
在筑牢灾害防控与工程安全屏障方面，科考队构建起多维度科技支撑体系：建成地球系统综合观测与预警平台，已成功预警6次冰崩灾害；评估了川藏交通廊道灾害本底，包括52个控制性灾点风险评估，规避97%以上的山地灾害，优化廊道线公里以上；针对青藏高速公路穿越多年冻土区的技术难题，研发了新型倒M型块石层路基结构，支撑青藏高速工程建设；建立雅江下游冰崩灾害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，估算雅江年泥沙通量达2.2亿吨，下游是高产沙区，护航下游水电工程安全。
据介绍，科考累计发表新物种超3000个，包括植物388种、动物205种、微生物2593种。更令人振奋的是，一批曾被认为灭绝或濒危的物种被重新发现。同时，团队构建了全球最大的青藏高原冰川病毒与细菌基因集，发现8894种冰川病毒（98%为特有）和2593个潜在新细菌物种（83%为未知）这不仅，填补了第一次青藏科考在微生物领域的空白。构建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（）涵盖图片、地理信息、遗传资源、物种特征格局及用途等全维度信息，为实现AI融入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他表示，第二次青藏科考发现，青藏高原经历了三次环境转型。第一次转型是4100万年前到2600万年前，山海翻转和高原隆升驱动季风北进和暖湿海洋水汽输送，驱动了生物多样性演化与喜马拉雅锂铍稀有金属成矿带的形成；第二次转型是约1200万～800万年前至今，高原北部隆升与现代青藏高原形成，奠定寒旱化和“三极联动”格局，发育了全球最大的“亚洲水塔”和全球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；第三次转型则是当前及未来，最大特点是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造成的暖湿化和暗绿化。
